目的 分析腹膜透析（腹透）患者合并腹壁疝或阴囊积液的发生率、影响因素和临床预后。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来自2003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新入腹透患者。收集患者基线一般人口学资料和血生化检查结果，并评估残余肾功能。记录随访期间患者腹壁疝或阴囊积液的发生情况，按照患者是否发生腹壁疝和/或阴囊积液分为腹壁疝和/或阴囊积液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间临床表现的差异。Cox回归模型法分析腹透患者合并腹壁疝或阴囊积液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 1 291例腹透患者入选本研究，年龄（56.2±15.1）岁，男性占50.9%，合并糖尿病者占39.6%，有腹腔手术史者占16.3%。中位随访时间30.1（13.2，61.7）个月，期间有54例（4.2%）腹透患者发生腹壁疝或阴囊积液，发生率0.012次/患者年，其中腹壁疝46例，阴囊积液8例，分别占比85.2%和14.8%。与对照组比较，腹壁疝或阴囊积液组男性占比、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和握力水平较高（均P<0.05）。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是腹透患者发生腹壁疝或阴囊积液的独立影响因素（HR=8.368，95%CI 2.413~29.016，P=0.001）。合并腹壁疝或阴囊积液的患者中41例（75.9%）经疝修补术或联合精索鞘膜结扎术后继续接受腹透治疗，中位随访时间25.3（10.4，39.7）个月，2例复发（4.9%）。8例（14.8%）患者放弃手术转血液透析治疗，5例（9.3%）患者接受保守治疗维持腹透。结论 本中心腹透患者合并腹壁疝或阴囊积液发生率为4.2%，低于既往报道。 75.9%的患者经手术修补后预后良好。
目的 分析老年腹膜透析（腹透）患者发生首次腹膜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腹透中心2006年1月至2018年12月发生首次腹透相关性腹膜炎且年龄65岁以上患者的资料。按首次腹膜炎发生时的腹透龄，将患者分为短腹透龄组（<36个月）和长腹透龄组（≥36个月）。收集患者的社会人口学及首次腹膜炎相关资料，比较两组患者首次腹膜炎的临床特征和预后。结果 共纳入患者163例，年龄（71.7±4.9）岁，男性占53.4%，糖尿病肾病占32.5%，中位腹透龄为21.8（5.5，41.3）个月。短腹透龄组和长腹透龄组患者首次腹膜炎最常见诱因均为换液操作的接触污染，所占比例分别为39.8%和46.0%。长腹透龄组患者治疗失败率显著高于短腹透龄组（34.0%比13.3%，χ2=9.437，P=0.002）。真菌感染均予拔管，治疗失败率为100.0%。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长腹透龄（OR=12.544，95%CI 2.168~72.576，P=0.005）及较低的血清白蛋白水平（OR=0.858，95%CI 0.744~0.988，P=0.034）是老年患者首次腹透相关性腹膜炎治疗失败的影响因素。结论 真菌感染、长腹透龄及低血清白蛋白水平是老年患者首次腹透相关性腹膜炎治疗失败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早发性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early-onset peritoneal dialysis-associated peritonitis，EOP）的临床特点和治疗转归。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3—2018年间在吉林省4家三甲医院就诊的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PDAP）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首次PDAP发生时透析龄，将研究对象分为EOP组（≤12个月）和迟发性PDAP（LOP）组（>12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致病菌、当次PDAP治疗结果及转归。结果 共纳入575例患者，其中EOP组314例，女性152例（48.4%），年龄（56.53±15.57）岁；LOP组261例，女性144例（55.2%），年龄（56.61±14.42）岁。相较于LOP组，EOP组致病菌培养阴性的比例更高，链球菌感染的比例更低（均P<0.05），并且具有较高的初始治疗有效率、治愈率和较低的拔管率（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EOP组比LOP组的治愈率高79%（OR=1.79，95%CI 1.13~2.82，P=0.012），拔管率低68%（OR=0.32，95%CI 0.15~0.66，P=0.002）；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EOP组累积多发性PDAP、技术失败、全因死亡、复合终点（技术失败或全因死亡）发生率均高于LOP组（均P≤0.001）；校正混杂因素后，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EOP组发生多发性PDAP、技术失败、全因死亡、复合终点（技术失败或全因死亡）的风险分别是LOP组的2.02倍（HR=2.02，95%CI 1.26~3.24，P=0.004）、2.53倍（HR=2.53，95%CI 1.58~4.05，P<0.001）、2.66倍（HR=2.66，95%CI 1.70~4.16，P<0.001）和2.48倍（HR=2.48，95%CI 1.78~3.43，P<0.001）。结论 首次发生PDAP类型为早发者当次治疗效果好，但长期预后差。
目的 调查腹膜透析（腹透）患者胃肠道症状和胃肠道疾病的发生率，探讨其与腹透相关性腹膜炎的相关关系。方法 前瞻性纳入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腹透中心随访的腹透患者为研究对象，追踪随访至患者退出腹透或研究终止日期2019年12月31日。收集患者胃肠道症状、胃肠道疾病及腹膜炎发生情况，用胃肠道症状评定量表评估患者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比较胃肠道疾病组与无胃肠道疾病组患者人口学及临床资料的差异。采用Poisson回归模型筛选腹透患者发生腹透相关性腹膜炎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471例腹透患者入选本研究，其中387例（82.2%）患者出现至少1种胃肠道症状，142例（30.2%）患者患有胃肠道疾病。患者总体腹膜炎发生率为0.094次/患者年，革兰阳性菌腹膜炎发生率为0.034次/患者年，革兰阴性菌腹膜炎发生率为0.027次/患者年。多因素Poisson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胃肠道疾病是总体腹膜炎及革兰阴性菌腹膜炎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分别OR=1.852，95%CI 1.252~6.369，P=0.002；OR=3.324，95%CI 1.616~6.836，P=0.001）；腹泻症状得分较高是革兰阴性菌腹膜炎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OR=2.832，95%CI 1.616~4.963，P<0.001）。结论 腹透患者胃肠道疾病的发生率较高，胃肠道疾病是总体腹膜炎及革兰阴性菌腹膜炎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腹泻症状是革兰阴性菌腹膜炎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比较维持性腹膜透析（MPD）患者和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血压变异性（BPV）和血压节律性（BPR）的差异，探讨BPV和BPR与心血管疾病（CVD）死亡的关系。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肾脏内科血液净化中心接受规律维持性透析治疗3个月以上且临床状况稳定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生化指标及透析相关指标。所有患者均行动态血压监测观察BPV和BPR，前瞻性随访截至2020年2月。根据全部患者的24 h收缩压变异性（24hSBPV）中位数分为高24hSBPV组与低24hSBPV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MPD和MHD患者的BPV、BPR。患者的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采用Cox回归分析法分析BPV与CVD死亡的关系。结果 共纳入120例透析患者，男性76例（63.33%），年龄（50.89±14.61）岁，中位透析龄42（28，58）个月。高24hSBPV组和低24hSBPV组患者各60例，两组患者总尿素清除指数、使用钙通道阻滞剂和β受体阻滞剂比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年龄、性别、原发病、CVD、血红蛋白、血钙、血磷、估算肾小球滤过率、血尿酸、血全段甲状旁腺素、血清铁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HD患者24hSBPV明显高于MPD患者[（13.92±3.79）mmHg比（12.49±3.99）mmHg，t=2.01，P=0.041]。所有患者血压昼夜节律异常发生率高达93.33%（112/120），并以非勺型血压为主（101例，84.17%）。MHD和MPD患者血压节律异常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位随访42.00（14.25，42.00）个月，共发生60例（50.00%）CVD事件，其中CVD死亡31例（25.83%）。校正年龄、性别、体重指数、血清肌酐、血红蛋白、尿酸、超敏C反应蛋白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24hSBPV是MHD患者和MPD患者发生CVD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MHD：HR=1.25，95% CI 1.06~1.47，P=0.007；MPD：HR=1.24，95%CI 1.09~1.40，P=0.001）。结论 MHD患者的24hSBPV较MPD患者高。在MHD及MPD患者中，随着24hSBPV的增加，CVD发生的风险增高，高24hSBPV是MHD和MPD患者发生CVD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不同透析时机对腹膜透析（腹透）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25日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接受腹透新置管并长期随访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接受置管术时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将入选患者分为早透析组[eGFR>5.5 ml·min-1·(1.73 m2)-1] 和晚透析组[eGFR≤5.5 ml·min-1·(1.73 m2)-1]，随访终点事件为转其他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肾移植）或死亡。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间生存率的差异。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法分析腹透患者全因死亡及技术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342例腹透患者入选本研究，早透析组165例，晚透析组177例。与早透析组比较，晚透析组患者合并糖尿病比例、男性比例及血红蛋白、血钙及CO2结合力水平较低，而合并高血压比例、血磷、血尿酸、血尿素氮水平较高（均P<0.05）。中位随访时间33（16，57）个月。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晚透析组患者累积生存率显著高于早透析组（Log-rank χ2=12.004，P<0.001）。在校正性别、置管年龄、体重指数、合并糖尿病及高血压等因素后，早透组患者发生全因死亡事件的风险比是晚透组的1.950倍[HR=1.950，95%CI 1.019~3.730，P=0.044]。亚组分析结果显示，透析时机与终点事件发生风险不受体重指数、糖尿病分层等因素影响（交互P值均>0.05），但与置管年龄存在交互（交互P值<0.05）。按置管年龄进行分层后分析结果显示，低年龄（≤48岁）早透析组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更高（HR=21.287，95%CI 2.609~173.665，P=0.004）。结论 早透析组腹透患者的病死率更高，该差异在低年龄组更明显，且独立于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糖尿病及高血压。
目的 观察不同透析龄的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患者腹膜组织中腹膜间皮细胞（human peritoneal mesothelial cells，HPMCs）及血管内皮细胞表达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Na＋-dependent glucose transporter，SGLT）的差异，以及研究高糖处理对原代HPMCs内SGLT1、SGLT2蛋白表达的影响。方法 根据透析龄将PD患者分为4组：0年组、>0~2年组、>2~4年组和>4年组。采用HE及Masson染色观察PD患者腹膜组织形态学变化，免疫组化检测腹膜HPMCs及血管内皮细胞SGLT1、SGLT2的表达。从腹透液中提取并培养原代HPMCs，高糖、高渗培养液处理HPMCs 0 h、12 h、24 h、48 h、72 h及96 h，采用Western印迹法检测HPMCs的SGLT1、SGLT2蛋白含量，采用CCK-8试剂盒检测细胞活力。结果 HE及Masson染色显示，0年组PD患者壁层腹膜光滑连续，可见一层扁平HPMCs；>0~2年组PD患者HPMCs较0年组减少；>2~4年组PD患者HPMCs体积增大，数量减少；>4年组PD患者腹膜明显增厚、纤维化明显，HPMCs几乎不可见。免疫组化显示，随着透析龄增加，HPMCs内SGLT1、SGLT2蛋白表达逐渐下降（P<0.05）；腹膜上血管壁增厚，但不同透析龄患者腹膜血管内皮细胞SGLT1、SGLT2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用60 mmol/L葡萄糖处理原代HPMCs，可以先上调（0 h、12 h、24 h），后下调（24 h、48 h、72 h、96 h）SGLT1的表达（P=0.029）；高糖处理对原代HPMCs中SGLT2的表达无明显影响。结论 高糖和透析龄的增加可导致HPMCs数量减少，活力下降，SGLT1、SGLT2表达下降，但对腹膜血管内皮细胞SGLT1、SGLT2的表达无明显影响。
目的 探讨特发性膜性肾病（idio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IMN）中伴或不伴IgA沉积的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IMN 283例，比较伴IgA沉积患者和不伴IgA沉积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应用生存曲线和回归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预后。结果 共283例IMN患者被纳入本研究，伴IgA沉积 44例（随访≤3个月15例，大于3个月29例），不伴IgA沉积239例（随访≤3个月89例，大于3个月150例），其中随访时间>3个月者共179例被纳入生存分析。283例IMN患者的年龄为（45.76±14.51）岁，男女比约3∶2。不伴IgA沉积组24 h尿蛋白量、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及D-二聚体水平较高（均P<0.05），使用调脂药比例较高（χ2=6.761，P=0.009），伴IgA沉积组白蛋白、球蛋白、血IgG水平较高（均P<0.05），C1q沉积比例较高（χ2=15.159，P<0.001），而两组间其他临床病理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校正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收缩压、白蛋白、尿素氮、血肌酐、24 h尿蛋白量、节段性硬化、间质炎性细胞浸润、血管壁增厚、使用免疫抑制剂后，IgA沉积对肾脏复合终点事件无明显影响（HR=0.699，95%CI 0.152~3.214，P=0.646），但伴IgA沉积组尿蛋白缓解率是不伴IgA沉积组的2.338倍（HR=2.338，95%CI 1.339~4.084，P=0.003）。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不伴IgA沉积组和伴IgA沉积组间发生肾脏复合终点事件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0.712，P=0.399）， 但伴IgA沉积组尿蛋白缓解率明显高于不伴IgA沉积组（Log-rank χ2=6.215，P=0.013）。结论 IgA沉积或IgA肾病合并IMN未发现导致肾脏不良预后，伴IgA沉积的IMN可能更易发生尿蛋白缓解。
本文报道1例罕见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相关C3肾小球病合并系统性硬化症。患者为老年男性，临床表现为蛋白尿、水肿、肾功能不全，血、尿免疫固定电泳发现单克隆IgG-κ轻链，骨髓细胞学及活检均未见异常，肾活检光镜示系膜细胞及系膜基质增生，免疫荧光示补体C3（4+），IgA（-），IgG（-），IgM（-），电镜示多节段电子致密物沉积，持续存在抗Scl-70抗体强阳性，且整个病程逐渐进展为系统性硬化症。本文通过文献复习，阐述两者之间的可能相关联系，以提高临床医生对两种疾病的认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自2019年12月发现以来，已经迅速形成全球大流行。尽管该病以呼吸系统病变为主，但肾脏也是重要的肺外受累器官之一，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对患者的预后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目前对COVID-19患者发生AKI的机制认识尚不十分清楚，现有研究提示可能与病毒直接感染、异常的免疫反应、药物、基础疾病等因素有关，本文对COVID-19合并AKI发生的机制进行综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以肺炎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疾病，该病于2019年底发现并引起全球大流行。COVID-19患者肾脏受累较为常见，可能与肾脏固有细胞表达2019-nCoV的主要入胞受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有关。常见的肾脏受累包括急性肾损伤、蛋白尿、血尿等，肾脏损伤与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目前认为2019-nCoV引起肾损伤是多因素的，随着COVID-19患者尸检及肾活检的开展，我们对COVID-19相关肾损害的原因及肾脏病理改变有了新的认识。鉴于目前的证据，可以将2019-nCoV造成的肾脏损害命名为“COVID-19相关肾病（COVID-19- associated nephropathy，COVAN）”。
肾小管上皮细胞（tubular epithelial cell，TEC）作为肾脏重吸收功能的主要承担者，是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主要的损伤部位之一。近年来研究提示TEC线粒体受损伴随能量代谢障碍在AKI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AKI中，线粒体功能障碍促使TEC对能量代谢底物的利用发生改变，通过重编程能量代谢而适应病理环境，本文就TEC在正常生理环境的能量代谢、AKI病理环境的能量代谢、TEC能量代谢重编程与AKI发展及病理转归的关系作一综述，为AKI的治疗及预防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糖尿病的一种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此类患者存在复杂的代谢紊乱，患者进入终末期后的治疗非常棘手，而且其预后比非糖尿病肾病患者差。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清楚地了解DKD的发病机制。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是一类能在不同水平调控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表达但不编码蛋白质的RNA。研究发现多种lncRNA在DKD发生发展的不同过程发挥重要作用。相比于可预测的蛋白质编码基因突变带来的影响，lncRNA突变带来的影响非常难以预测。目前lncRNA在不同疾病中的研究已经呈井喷之势。大量文献对lncRNA在DKD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论证，DKD中差异表达的lncRNA可以通过多种信号通路如Wnt/β-catenin、PI3K/AKT等诱导包括细胞质基质沉积、纤维化、炎性反应、足细胞及肾小管损伤等在内的各种表型的改变。lncRNA调控DKD表型的分子机制及涉及的信号通路错综复杂，本文旨在总结DKD中lncRNA的研究进展，并在最新证据下根据调控的不同表型将lncRNA以及信号传导通路进行整合，便于宏观视角下把握lncRNA在DKD中发挥的作用，为之后的lncRNA研究提供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