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通过对1个家族性青少年高尿酸血症肾病（familial juvenile hyperuricemic nephropathy，FJHN）患者家系进行临床、病理及基因检测分析，提高对该罕见疾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FJHN先证者家系成员的临床资料，对先证者行肾组织常规病理检查，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肾组织Uromodulin（UMOD）蛋白的表达。收集先证者及其亲属外周血，采用双链DNA探针基因捕获和高通量测序法检测包含UMOD在内的泌尿系统疾病相关基因。 结果 先证者家系中受累个体共7人，遗传方式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7例受累家族成员中1例3岁幼儿尚未发现任何临床指标异常，其余6例患者均表现为高尿酸血症伴肾功能障碍，其中3例进入终末期肾脏病，2例死于尿毒症。先证者肾脏病理检查表现为肾小管间质慢性病变合并肾小球局灶性硬化，不伴有免疫复合物的沉积。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先证者肾组织小管上皮细胞内有UMOD蛋白强阳性信号聚集，与正常对照及非FJHN导致的慢性间质性肾炎患者比较具有诊断特异性。包括先证者在内共4个受累者进行了基因测序检测，均发现UMOD基因杂合突变c.377G>A，为位于UMOD基因3号外显子的一种新的错义突变。 结论 本家系中受累患者呈典型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临床表现为高尿酸血症伴早期肾功能受损，肾脏病理表现为非免疫复合物介导的小球硬化及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管上皮细胞内有UMOD蛋白的异常积聚，基因检测证实存在新UMOD基因位点突变，FJHN诊断明确。提示对临床上不明原因的高尿酸血症伴特征性病理改变患者，肾组织UMOD蛋白荧光染色是发现FJHN的一种简便方法，有利于减少临床漏诊。
目的 观察本院首次服用利伐沙班的冠心病或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出现急性肾脏病（acute kidney disease and disorders，AKD）的风险。 方法 应用医院数据库进行回顾性病例对照分析，筛选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因冠心病和非瓣膜性房颤首次服用利伐沙班超过3个月并且在3个月内复查了血肌酐的患者279例，为利伐沙班组；同时筛选出同期就诊于本院的冠心病或非瓣膜性房颤未服用利伐沙班的患者317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实验室检查资料以及AKD的发生率，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AKD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果 利伐沙班组患者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高于对照组（均P<0.01），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血肌酐及尿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利伐沙班组AKD的发生率为4.30%（12/279），同期对照组AKD发生率为1.26%（4/317），两组患者的相对危险度（RR）为3.409。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服用利伐沙班为冠心病和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发生AKD的危险因素（OR=3.500，95%CI 1.115~10.988，P=0.032），高龄（≥75岁，OR=1.166，95%CI 1.012~1.343，P=0.033）和合并有糖尿病（OR=34.261，95%CI 1.639~716.326，P=0.023）为服用利伐沙班患者发生AKD的危险因素。 结论 因冠心病和非瓣膜性房颤首次服用利伐沙班患者AKD的发生率为4.30%。服用利伐沙班是冠心病和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发生AKD的危险因素，高龄和合并有糖尿病则为服用利伐沙班患者出现AKD的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狼疮肾炎（lupus nephritis，LN）患者中血清补体C3与肾小球微血栓（glomerular microthrombosis，GMT）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2月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住院确诊的LN患者资料，据是否有GMT形成分为GMT组与无GMT组，并分别对两组患者的人口学资料、临床特点、病理及预后指标进行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及广义相加混合模型平滑曲线拟合等方式探讨血清补体C3与GMT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两组患者的肾脏预后。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16例LN患者，年龄（32.79±11.43）岁，女性108例（93.10%）；共37例（31.90%）合并GMT（GMT组），79例未合并GMT（非GMT组）。与非GMT组相比，GMT组患者年龄相对更大（t=-2.876，P=0.002），高血压比例更高（χ2=7.492，P=0.006），24 h尿蛋白量更多（Z=-2.115，P=0.003），eGFR及血清C3水平更低（Z=3.469，P<0.001；t=1.744，P<0.001），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度评分更高（t=-2.758，P=0.007）。病理方面以IV型LN占多数（72.97%），总新月体更多（Z=-1.866，P=0.002），活动性指数更高（t=-5.005，P<0.001），核碎裂、内皮增生和肾小管萎缩更严重（χ2=14.987，P<0.001； χ2=15.695，P<0.001；χ2=4.130，P=0.04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血清补体C3是LN患者GMT形成的相关因素（OR=0.966，95％CI 0.938~0.995，P=0.023）。广义相加混合模型平滑曲线拟合结果表明补体C3水平与GMT形成的变化趋势呈线性关系。Kaplan-Meier生存曲线表明两组患者在尿蛋白完全缓解（Log-rank χ2=5.858，P=0.016）及血肌酐翻倍或进展至终末期肾病（Log-rank χ2=3.945，P=0.047）方面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结论 LN患者血清C3水平与GMT形成密切相关，GMT组与非GMT组患者的肾脏预后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目的 研究基线体重及其变化对体检人群新发白蛋白尿或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CR）增加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2013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完成2次及以上的体检者，收集体检者初次和末次体检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按照体重指数（BMI）分为BMI正常组和超重/肥胖组，比较两组人群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差异。主要终点事件为新发白蛋白尿或ACR增加≥30%。采用逐步多重线性回归法分析ACR增加的影响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基线体重及其变化对新发白蛋白尿或ACR增加≥30%的影响。 结果 共1 761名体检者被纳入本研究，随访时间为（16.54±7.87）个月，新发白蛋白尿59例，ACR增加≥30%者30例，白蛋白尿逆转35例。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BMI是ACR的独立影响因素（β=0.127，P<0.001）。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增加（HR=1.041，95%CI 1.018~1.064，P<0.001）、高血压（HR=2.035，95%CI 1.278~3.242，P=0.003）、糖尿病（HR=2.081，95%CI 1.310~3.305，P=0.002）和高尿酸血症（HR=1.700，95%CI 1.084~2.668，P=0.021）是新发白蛋白尿或ACR增加≥30%的独立影响因素，而BMI（HR=1.053，95%CI 0.975~1.137，P=0.191）及体重变化率（HR=1.030，95%CI 0.972~1.092，P=0.322）不是其独立影响因素。亚组分析提示超重/肥胖与年龄、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分别存在交互作用（P交互<0.05），体重超重/肥胖对预先设置的各亚组发生主要终点事件的影响基本一致。增重与高血压、糖尿病分别存在交互作用（P交互<0.05）。增重可增加女性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风险（HR=3.355，95%CI 1.164~9.670，P=0.025），对其他预设的亚组的影响基本一致（均P﹥0.05）。明显减重组比明显增重组的白蛋白尿逆转发生率稍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考虑可能与减重幅度较小（-6.08%±3.51%）有关。 结论 超重/肥胖可增加白蛋白尿发生风险，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和高尿酸血症者发生风险更高。小幅度减重对逆转白蛋白尿的作用尚不足。
目的 探讨扁桃体切除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对伴有扁桃体炎反复急性发作史的IgA肾病（IgAN）患儿的长期临床疗效及肾脏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东部战区总医院经肾活检确诊的原发性IgAN患儿临床病理资料，入选者均用糖皮质激素长程疗法治疗。根据伴有扁桃体炎反复急性发作患儿是否接受扁桃体切除术分为扁桃体切除组和扁桃体未切除组。随访终点事件包括血肌酐较基线值翻倍或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下降超过50%或进入终末期肾病或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或死亡。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儿的肾脏生存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Cox回归模型法分析扁桃体切除对IgAN患儿肾脏预后的影响。 结果 共120例IgAN患儿被纳入本研究，其中扁桃体切除组40例，扁桃体未切除组80例。中位随访时间为97.5（57.3，132.0）个月。扁桃体切除组临床缓解率显著高于扁桃体未切除组（72.5%比45.0%， χ2=8.123，P=0.004）。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儿肾脏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检验 χ2=0.070，P=0.79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扁桃体切除不是IgAN患儿出现肾脏终点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HR=0.986，95%CI 0.499~1.948，P=0.967）。 结论 扁桃体切除的IgAN患儿临床缓解率高于扁桃体未切除患儿。扁桃体切除不是IgAN患儿出现肾脏终点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扁桃体切除不能延缓IgAN患儿进入终末期肾病的时间。
报道2例膜性肾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MN）合并皮疽诺卡菌（Nocardia farcinica）感染的临床表现及诊治经过。病例1因头痛、言语不清及肢体运动障碍就诊。头颅磁共振成像（MRI）提示颅内占位，核素扫描提示脑脓肿。脓液培养为皮疽诺卡菌。给予复方磺胺甲噁唑联合利奈唑胺抗感染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病例2因咳嗽、发热入院，胸片提示胸腔积液，穿刺液培养为皮疽诺卡菌。给予复方磺胺甲噁唑联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皮疽诺卡菌感染常见于免疫力低下患者，可出现多部位感染灶，临床表现多样，积极行脓液引流加抗感染治疗可改善临床预后，复方磺胺甲噁唑为首选抗生素。
报道1例抗肾小球基底膜（GBM）抗体及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双阳性伴膜性肾病的罕见病例。本病例为中年女性患者，其临床表现符合急进性肾小球肾炎，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p-ANCA）、抗GBM抗体均阳性。经肾穿刺活检诊断为ANCA相关性新月体肾炎合并抗GBM抗体阳性和Ⅰ~Ⅱ期膜性肾病（MN），给予血浆置换及免疫抑制治疗后随访观察31个月，治疗取得良好效果。
本例患者以IgG4相关性疾病（IgG4-related diseases，IgG4-RD）引起的肾功能不全起病，合并肝脏多发转移的横结肠癌，国内报道少见。本病例诊断中需注意IgG4-RD与肿瘤的鉴别诊断及其并发的情况，血清IgG4对IgG4相关性肾病（IgG4-related kidney diseases，IgG4-RKD）的早期发现具有重要提示作用，并能有效监测和评估激素治疗效果。
肾脏在调节人体钾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肾衰竭患者易发生急性或慢性高钾血症；肾小管酸中毒、失盐性肾病等患者易发生低钾血症。无论高钾血症还是低钾血症均可引起细胞膜电位异常，导致四肢麻痹、心律失常甚至猝死等严重并发症。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专家组参考国内外最新文献，根据中国临床诊疗实践特点，围绕钾代谢的机制、低钾血症、高钾血症及慢性肾脏病患者血钾的监测四部分内容制定了《中国慢性肾脏病患者血钾管理实践专家共识》。本共识是我国首个指导慢性肾脏病（CKD）患者血钾异常综合性管理的临床共识，旨在引起广大肾科医师重视，为我国CKD患者血钾管理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提供指导性建议。
包裹性腹膜硬化（encapsulating peritoneal sclerosis, EPS）是长期腹膜透析患者最严重的并发症，病死率高。目前EPS主要依据潜在风险患者的临床表现、腹膜功能改变和影像学表现进行诊断，确诊时往往已处于疾病晚期。EPS的治疗包括停止腹膜透析、腹腔灌洗、营养支持、药物和手术等，但晚期患者疗效不佳。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可有效阻止EPS的病情发展。因此，本文就EPS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重点关注EPS的早期诊断和防治。
各种病理条件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导致DNA损伤，细胞通常激活称为DNA损伤反应的信号传导网络以应对DNA损伤，进行DNA修复，而未能修复的DNA损伤会导致细胞周期停滞、细胞衰老或死亡，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急性肾损伤是肾功能相关或肾组织损伤引起的肾功能快速下降的临床综合征，临床上急性肾损伤的主要原因包括肾毒性损伤和缺血/再灌注损伤。新近的研究表明DNA损伤及DNA损伤反应是顺铂诱导的急性肾损伤及缺血/再灌注肾损伤的重要致病因素。本文详细阐述了DNA损伤及DNA损伤反应的信号传导通路在急性肾损伤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减少DNA损伤、促进DNA损伤后的修复可能为治疗急性肾损伤提供新的靶点。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发生机制主要包括血流动力学机制及非血流动力学机制如神经体液机制等。AMI患者存在高龄、合并糖尿病等危险因素时，发生AKI的风险更大。心、肾生物标志物可用于AMI并发AKI的早期诊断。本文主要综述了AMI后AKI的发病机制及早期诊断的研究进展。
循证医学研究证实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抑制剂能够延缓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进展、减少心血管并发症、降低病死率，是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一线治疗药物。然而“真实世界”中各种因素影响了CKD患者RAS抑制剂应用的依从性。本文综述了RAS抑制剂在“真实世界”CKD治疗中的最新应用现状、患者用药依从性与相关影响因素，通过对目前RAS抑制剂应用存在的问题与困境的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和处理建议，指导回归正确的治疗策略，同时建议此领域需要开展基于临床实践的更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