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患者肾组织系膜细胞2型补体受体（complement receptor 2，CR2）的表达及其参与补体C3沉积的可能机制。 方法 选取广东省人民医院2021年8月至2022年5月肾活检确诊的IgAN患者，按照系膜区补体C3沉积强度将患者分为补体C3沉积<2+组和补体C3沉积≥2+组，收集基线资料、血浆和肾组织样本（以肾癌周围正常肾组织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患者的血浆IgA和补体C3浓度，比较不同补体C3沉积组IgAN患者的临床和病理指标、血浆IgA和C3浓度；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IgAN患者肾组织和肾癌周围正常肾组织中IgA、补体C3和CR2表达及共定位情况。体外培养系膜细胞，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使用IgA蛋白（2 g/L）刺激系膜细胞8 h，Western印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系膜细胞CR2的表达；通过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富集分析分析两组差异基因的表达情况及不同功能组成。 结果 该研究共纳入75例IgAN患者，其中补体C3沉积<2+组25例，补体C3沉积≥2+组50例。补体C3沉积≥2+组尿红细胞计数为阴性、1+、2+、3+～4+者分别占2.0%、8.0%、18.0%、72.0%，较补体C3沉积<2+组（4.0%、4.0%、52.0%、40.0%）血尿更严重（Z=-2.320，P=0.020），同时补体C3沉积≥2+组牛津病理分型S1占比高于补体C3沉积<2+组（68.0%比40.0%，χ² =5.389，P=0.020），而两组在性别、年龄、24 h尿蛋白量、血肌酐以及牛津病理分型其他指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ELISA检测结果显示，补体C3沉积≥2+组血浆IgA质量浓度较补体C3沉积<2+组高［3.62（2.95，5.53）g/L比2.72（2.15，4.24）g/L，Z=2.405，P=0.016］，而血浆补体C3质量浓度较补体C3沉积<2+组低［199.6（116.0，328.0）mg/L比319.2（158.3，454.5）mg/L，Z=-2.383，P=0.017］。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系膜区补体C3沉积强度与IgA沉积强度呈正相关（r_s=0.441，P<0.001）；免疫荧光结果显示，IgAN患者肾小球IgA和补体C3沉积存在共定位，CR2表达与补体C3沉积具有一致性，且CR2与补体C3共定位。体外细胞实验中，Western印迹和实时荧光定量PCR结果显示，IgA蛋白组CR2表达高于对照组（P<0.05），GO和KEGG富集分析发现IgA蛋白刺激引起系膜细胞发生活跃的通路变化。 结论 IgA蛋白刺激系膜细胞表达CR2参与补体C3沉积可能是IgAN补体C3活化的重要机制。

目的 探究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患者血清补体C3、C4水平与肾病理损伤程度的相关关系。 方法 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19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经肾活检确诊的原发性IgAN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根据IgAN牛津病理分型标准将患者分为肾病理损伤轻度组（<3项病理分型）和重度组（≥3项病理分型），比较两组患者血清C3、C4水平及其他临床指标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肾活检时患者血清C3、C4水平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的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IgAN患者病理损伤程度（重度/轻度）的影响因素，森林图描绘危险因素效应的强弱。 结果 共164例IgAN患者入选该研究，男性77例（47.0%），年龄（35.5±12.9）岁；轻度组60例，重度组104例。与轻度组比较，重度组患者年龄较大，血尿酸、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4 h尿蛋白量、血清C4水平及合并高血压、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肾组织C3沉积、镜下血尿比例均较高，血红蛋白和血清C3水平均较低（均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肾活检时血清C3水平与eGFR呈正相关（r=0.303，P<0.001），血清C4水平与eGFR呈负相关（r=-0.238，P=0.0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C3（每增加0.01 g/L，OR=0.976，95% CI 0.957～0.996，P=0.018）、血清C4（每增加0.01 g/L，OR=1.091，95% CI 1.020～1.166，P=0.011）、血红蛋白（OR=0.969，95% CI 0.950～0.988，P=0.002）及血尿酸（OR=1.005，95% CI 1.001～1.009，P=0.012）是IgAN患者肾病理损伤程度（重度/轻度）的独立相关因素。 结论 血清C3和C4是IgAN患者肾病理损伤程度的独立相关因素。

目的 探讨儿童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伴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FSGS）的长期预后及与肾脏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东部战区总医院初次行肾活检确诊为IgAN伴FSGS病变（IgAN-FSGS）且随访时间≥5年患儿的临床病理资料。终点事件为进入终末期肾病（end-stage kidney disease，ESKD）或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较基线值下降≥50%，定义为肾脏预后不良。比较达到终点事件组和未达到终点事件组IgAN-FSGS患儿的基线临床病理资料，通过Kaplan-Meier生存分析计算IgAN-FSGS患儿肾脏累积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IgAN-FSGS患儿肾脏不良预后的相关因素，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评价各相关因素及联合指标对IgAN-FSGS患儿肾脏预后不良的诊断价值，并通过时间依赖ROC和时间依赖AUC对诊断价值进行验证。 结果 共204例IgAN-FSGS患儿被纳入该研究，其中男性132例（64.7%）；肾活检中位年龄为16（14，17）岁，中位随访时间为90.7（71.7，114.8）个月，有57例（27.9%）患儿发生终点事件。与未达到终点事件组（n=147）比较，达到终点事件组（n=57）患儿男性比例、高血压比例、24 h尿蛋白量、血肌酐、血尿酸、尿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尿视黄醇结合蛋白水平以及肾小球节段性硬化（S1）≥25%、肾小管萎缩或间质纤维化（T1/T2）病变的比例较高（均P<0.05），血白蛋白、血清IgA、血清IgG水平较低（均P<0.05），而两组患儿用药种类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以进入ESKD或eGFR较基线下降≥50%作为终点事件，IgAN-FSGS患儿的5年、10年和15年肾脏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8.7%、67.6%和50.7%。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4 h尿蛋白量>1 g（HR=3.702，95% CI 1.657～8.272，P=0.001）、高尿酸血症（HR=3.066，95% CI 1.793～5.245，P<0.001）、S1≥25%（HR=2.017，95% CI 1.050～3.874，P=0.035）、T1/T2病变（HR=1.863，95% CI 1.021～3.158，P=0.016）是肾脏不良预后的独立相关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S1≥25%（AUC=0.605，P=0.021，灵敏度26.3%，特异度94.6%）、T1/T2病变（AUC=0.624，P=0.006，灵敏度43.9%，特异度81.0%）、高尿酸血症（AUC=0.658，P<0.001，灵敏度52.6%，特异度78.9%）、24 h尿蛋白量>1 g（AUC=0.670，P<0.001，灵敏度87.7%，特异度46.3%）具有良好的评估IgAN-FSGS肾脏结局的效能。时间依赖ROC曲线验证结果显示，S1≥25%、T1/T2病变、高尿酸血症、24 h尿蛋白量>1 g联合诊断对肾脏预后有较好的预测价值，3年AUC=0.846，5年AUC=0.777。 结论 经中位随访90.7个月，27.9%的IgAN-FSGS患儿发生肾脏预后不良，IgAN-FSGS患儿5年、10年和15年肾脏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8.7%、67.6%和50.7%。24 h尿蛋白量>1 g、高尿酸血症、T1/T2病变、S1≥25%是IgAN-FSGS患儿肾脏预后的危险因素。

目的 总结和分析非高血压的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合并肾小动脉微血管病变（microangiopathy，MA）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和预后。方法 抽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IgAN前瞻性队列人群中非高血压成人患者，重新进行病理阅片，根据肾小动脉病变，分为MA组、动脉硬化病变（AS）组和无血管病变组，分析其临床病理及预后特点。复合肾脏终点事件包括终末期肾病或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下降≥30%。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 共420例IgAN患者被纳入本研究，其中37（8.8%）例患者合并MA，134（31.9%）例合并AS，其余249例无血管病变。相对于AS组或无血管病变组，合并MA的患者尿蛋白量更严重[1.47（1.08, 2.84）g/d比1.31（0.68，2.56）g/d、1.04（0.55，2.00）g/d，P=0.002]，肾功能更差[eGFR：（75.3±26.5）ml·min^-1·(1.73 m²)^-1比（85.7±27.0）ml·min^-1·(1.73 m²)^-1、（98.6±24.8）ml·min^-1·(1.73 m²)-1，P<0.001]，并有更高的节段性肾小球硬化和（或）球囊粘连（S1）、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T1/2）、细胞/细胞纤维新月体病变（C1/2）比例（均P<0.05）。随访期间，合并MA的患者发生终点事件比例更高[54.1%比33.6%、32.9%， χ²=6.491，P=0.039]。Cox多因素分析模型显示，MA是IgAN发生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HR=1.872，95%CI 1.044~3.357，P=0.035），而其他类型血管病变不影响预后。结论 非高血压IgAN患者合并MA不少见，这提示高血压并非导致IgAN血管病变的唯一危险因素。

目的 比较他克莫司（tacrolimus，TAC）与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在难治性IgA肾病（IgA nephropathy，IgAN）患儿的临床疗效。方法 难治性IgAN的诊断定义为：在联合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阻断剂及糖皮质激素序贯治疗后，仍表现为大量蛋白尿（≥50 mg·kg^-1·d^-1）。遵循病例对照匹配方法，回顾性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在东部战区总医院行肾活检确诊为难治性IgAN的患儿76例，根据治疗方案将患儿分为TAC组（38例）和MMF组（38例），比较两组24 h尿蛋白量（24hUP）、血清白蛋白（Alb）、血清肌酐（Scr）、血清尿酸（UA）、血糖（Glu）、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疗效等。结果 两组患者间年龄、性别比、血压、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24hUP、尿红细胞计数（U-RBC）、Scr、Alb、BUN、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Glu及病理牛津分型、加用免疫抑制剂前行大剂量甲泼尼龙冲击治疗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用药3个月起，两组患儿24hUP均较基线值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且在3、6、12个月时TAC组24hUP均显著低于MMF组（均P<0.05）。TAC组Alb在用药1个月后即较基线值明显升高（P<0.05），而MMF组在用药3个月后明显升高（P<0.05），其中TAC组Alb在1、3、6个月时均高于MMF组（均P<0.05），在12个月时两组Alb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AC组的总有效率、完全缓解率及无效率自用药3个月起与MMF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随访期间部分缓解率、随访时点复发率及累计复发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TAC 组在6个月时达到最大有效率（94.7%），而MMF组在12个月时达到最大有效率（6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8.756，P=0.003）。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8％比21.1％， χ²=0.350，P=0.554）。但 TAC 组在治疗3个月时血糖高于MMF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2（4.72，5.22）mmol/L比4.42（4.19，5.07）mmol/L，Z=-2.745，P=0.006]。结论 TAC与MMF治疗难治性IgAN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但TAC组更快达到缓解水平，且缓解率更高。

目的 分析IgA肾病（IgAN）伴扁桃体炎患者辅助T细胞22（Th22）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轴的表达变化，探讨其与临床病理改变的关系。方法 纳入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经肾活检确诊为IgAN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肾脏病理类型及是否合并扁桃体炎分为IgAN合并扁桃体炎（IgAN+扁桃体炎）组、单纯IgAN（IgAN）组、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sPGN）组和对照组（HC）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Th17、Th22细胞及Th22细胞CC型趋化因子受体（CCR）4、CCR6、CCR10表达阳性细胞占比；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Th22细胞效应因子白细胞介素（IL）-22，促分化因子IL-1β、IL-6、TNF-α、CC型趋化因子配体（CCL）22、CCL20、CCL27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方法（IHC）检测肾组织中CCL22、CCL20和CCL27的表达。比较分析各组临床病理指标、Th22细胞占比及相关趋化因子表达的差异。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44例IgAN患者，其中14例合并扁桃体炎，另纳入10例MsPGN患者及16例健康人作为对照。各组性别、年龄匹配，血压、肾功能、血脂等生化指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IgAN组、MsPGN组及IgAN+扁桃体炎组外周血Th22细胞、CCR10表达阳性细胞占比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IL-22、IL-1β、IL-6、TNF-α、CCL20、CCL22、CCL27水平亦较高，且IgAN+扁桃体炎组更为显著（均P<0.05）。各组肾脏组织CCL20、CCL22、CCL27表达改变与其外周血变化一致。合并血尿的IgAN患者外周血Th22细胞占比显著高于无血尿组患者。病理分型（E1、S1或T1-2）较重的IgAN患者外周血Th22细胞占比显著高于病理分型较轻者（E0、S0或T0）。结论 Th22细胞及CCL27/CCR10轴参与了IgAN发病过程，扁桃体炎可加重IgAN的临床与病理损伤。

目的 探讨血浆凝血因子VIII（factor VIII，FVIII）水平与IgA肾病（IgAN）患者临床参数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收集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确诊的IgAN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时间依赖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得出的血浆FVIII 预测IgAN预后的临界值，将患者分为高FVIII组（FVIII>140.50%）和低FVIII组（FVIII≤140.50%），比较两组患者肾活检时基线临床参数的差异。以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下降≥30%或进入终末期肾脏病（ESRD）为终点事件，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Cox回归方程法分析血浆FVIII水平对IgAN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 共93例IgAN患者纳入本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35.15（33.77，36.76）个月，12例（12.90%）患者发生终点事件。高FVIII组患者年龄、血肌酐、尿素氮、血三酰甘油、血总胆固醇、血浆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24 h尿蛋白量、蛋白C、蛋白S和eGFR下降速率高于低FVIII组（均P<0.05）；eGFR、血白蛋白、中位随访时间低于低FVIII组（均P<0.05）。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与低FVIII组比较，高FVIII组患者肾脏累积生存率降低（χ²=5.635，P=0.018）。在校正收缩压、eGFR、尿蛋白、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程度等因素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浆FVIII水平是IgAN患者肾脏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HR=4.147，95%CI 1.055~16.308，P=0.042）。结论 血浆FVIII水平与IgAN患者临床指标及预后相关，高血浆FVIII水平是IgAN患者肾脏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移植肾IgA肾病（IgAN）复发或新发的诱因及移植肾生存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12年11月至2018年1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经肾活检确诊为移植肾IgAN的患者，按照血肌酐（Scr）增高水平、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下降率分为稳定组（Scr升高值<20 μmol/L，eGFR下降率<10%）和进展组（Scr增高但未达翻倍值，30%<eGFR下降率<60%），以及根据血肌酐翻倍、eGFR<15 ml·min^-1·(1.73 m²)^-1至慢性肾脏病5期设为失功组。回顾性分析和比较3组移植肾IgAN患者肾脏病理改变及临床特征。以eGFR<15 ml·min^-1·(1.73 m²)^-1至慢性肾脏病5期为随访终点事件，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他克莫司（FK506）血浓度、尿蛋白和移植肾病理改变对移植肾生存率的影响。结果 38例移植肾IgAN患者肾活检时尿蛋白/肌酐比值（UP/Cr）为（2.00±2.38）g/g，17例（44.7%）患者血肌酐增高，29例应用FK506患者中16例（55.2%）发病前FK506血浓度<4 μg/L。肾活检术后随访（23.2±22.2）个月，11例（28.9%）患者肾功能不全进展（进展组），7例（18.4%）移植肾失功（失功组）。失功组患者UP/Cr显著高于稳定组（P=0.001），肾穿前FK506血浓度显著低于稳定组[（3.05±0.71）μg/L比（5.03±1.62）μg/L，P=0.010]。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FK506低浓度（<4.0 μg/L）、大量蛋白尿患者的移植肾生存率分别显著低于FK506血浓度≥4.0 μg/L、UP/Cr<2.3 g/g患者（分别P=0.020，P=0.001）；肾小球毛细血管袢内有炎细胞浸润和系膜区C1q 沉积患者的移植肾生存率显著低于毛细血管袢内无炎细胞浸润和系膜区无C1q 沉积患者（分别P=0.042，P=0.015）。结论 FK506低浓度是移植肾IgAN复发或新发的诱因。大量蛋白尿、肾小球毛细血管袢内炎细胞浸润、系膜区C1q沉积以及FK506低浓度是移植肾生存率的影响因素。